封建特权法规。唐太宗所完善的律令，无疑是阶级压迫的工具，是出于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群众专政的需要。正如魏徵所说：“为理之有刑罚，犹执御之有鞭策也，”比喻刑律不过是君主手中奴役百姓的一根鞭子，形象地揭示了贞观律令的阶级本质。事实也是如此。

贞观二年，唐太宗对大臣说：近来发生奴婢告发主人“谋逆”的事，必须禁止。 “自今奴告主者，不须受，尽令斩决，”可见，奴婢在法律上根本没有一点儿地位，简直不当作人对待。格杀勿论，不正是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残暴性吗?至于《唐律》把“造反”定为“十恶”之首，规定“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”,那首先就是不准农民群众进行反抗斗争，集中地暴露了它的吃人本质。为了保证对农民的赋役剥削，《唐律》还规定“诸脱户者，家长徒三年，无课役者减二等”,这又完全体现了封建剥削阶级的意志。

《唐律》和往代法律一样，还制定了维护封建特权，等级制度的条文，在诉讼、量刑上根据不同等级作出不同判决，以及优待尊者、贵者的种种司法特权，如《唐律》有“八议”的规定，使官僚贵族享有减刑、抵罪、赎罪等特权。所谓“八议”,即议亲、议故、议贤、议能、议功、议贵、议勋、议宾。这八类人无非是皇亲国戚、官僚、地主等，他们有罪，从而议之，可以赦免减刑。官越大，赦减机会就越多。

《唐律》规定，九品以上官若犯“流罪”以下的，可用铜(唐代以铜制钱)来赎罪，如徒一年，以铜二十斤赎，徒二年四十斤，以此类推。这就为有钱有势的官僚贵族提供法律特权的庇护。例如，贞观元年，吏部尚书长孙无忌误带佩刀入宫，违犯了“卫禁律”。封德彝建议：判处长孙无忌徒刑一年，用罚铜二十斤来代替；而给玩忽职守的守门校尉定以死罪。对此，戴胃很有意见。不禁发出了“为情一也，而生死顿殊”的感叹!可见，封建法律是维护贵族官僚利益的特权法规。

皇权与法权尽管是统治阶级的专政工具，但它既然以凌驾于全社会的面貌出现，就不能不对特权者作出某些法权限制，制定了约束本阶级行为规范的某些强制措施。魏徵曾对唐太宗说过一句话： “陛下设法与天下共之。”他的意思是，设置了法律，就应该“天下”共同遵守，即使皇帝也不能例外。这里，实际上说的是封建社会里的法权问题，特别是皇帝能否守法的问题。

然而，法权与皇权之间是存在着某种矛盾的。因为，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建立了中央专制主义的封建集权国家，皇帝独揽大权，其突出表现是把孤家寡人同封建国家等同起来，在“朕即国家”的专制独裁统治之下，被称为“制” “诏”的皇帝命令，具有与封建国家法律同等，甚至超越法律的效力。皇帝还攫取了封建立法与司法的最高权力，并把立法与司法机关置于皇权卵翼之下，这就造成皇权凌驾于法权之上，法权依附于皇权之下的局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皇帝以私敕践踏国法是不足为奇的，当不成文法同成文法发生抵触时，解决两者的矛盾不外两途：顺敕则国法不伸，顺律则触犯龙鳞，多数大臣选择了前一坦途，但也有为数甚少的骨鲠大臣宁冒生命危险，选择后一蹊径，这就造成了皇权与法权的矛盾。

例如，贞观元年，有个县令名叫裴仁孰，犯了轻罪，而唐太宗却要处以斩刑。殿中侍御史李乾祐奏道： “法令者，陛下制之于上，率土尊之于下，与天下共之，非陛下独有也。仁孰犯轻罪而致极刑，是乖昼一之理。刑罚不中，则人无所措手足。臣忝宪司，不敢奉制。”李乾祐排除了唐太宗的按敕论死，是法权战胜皇权的罕见事例。在法权与皇权这对矛盾中，皇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，通过臣下的合法斗争，皇帝能屈尊虚己，收回成命，承认法司按法办事，就算他正确地处理了这对矛盾。

唐太宗在其政治活动中，决不能说没有践踏法律，事实上还是不少的。如他凭个人的盛怒杀戮张蕴古、卢祖尚等人。又如魏徵所批评的那样：“今作法贵其宽平，罪人欲其严酷，喜怒肆志，高下在心，是则舍准绳以正曲直，弃权衡而定轻重者也。不亦惑哉?”但是他尽量减少皇权对法权的干预，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皇权受制于法律却是事实。

贞观四年，当他发现自己所颁诏敕与律令相违时，指示臣下对此类诏敕不得顺旨施行，必须上奏，另作定夺。贞观六年，他再次说到自己近年来断事， “不能皆如律令”,要求大臣不要视为“事小，不复执奏。”必须引起高度重视，因为“事无不由小致大，此乃危亡之端也。”封建社会中皇帝有一言而为天下法的绝对权威，他要求臣下盲目执行，提倡愚忠。像唐太宗那样公开号召臣下对不合理的私敕，不要盲从，可谓凤毛麟角。

唐太宗约束皇权对法权的干预，不能归之于他的宽宏大量，应从隋末的风云变幻的斗争中去寻找原因。隋文帝晚年“喜怒不恒，不复依准科律”,上行下效，臣下如权贵杨素、大理寺丞杨远等人也任情废法，制造了大量的错案、冤案： “其临终赴市者，莫不途中呼枉，仰天大哭。”他们如此草菅人命，怎能不激化阶级矛盾?点燃人民的反抗怒火?法以致治，这指的是依法办事，严重破坏成文法，就会走向致治的反面，引起社会动乱。

隋末君臣乱法亡国的教训，对唐太宗不会不引起震动，他具有的“法者非朕一人之法，乃天下之法也”的开明守法思想，是约束皇权恣意横行的体现，可以视为隋末阶级斗争在他头脑里的曲折反射。

人情与王法。贞观年间较为守法的前提，除了较好地处理皇权与法权的矛盾之外，还恰当地处理了人情对法律的干预。封建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法律；另一方面，贪得无厌的阶级本性使他们不能满足法定权利的规定，往往于法外攫取更多的财富与特权，这就出现有法不依、知法犯法的司法弊病，一些圆滑墨吏也依人主喜怒断案，徇情枉法，破坏法制。

隋代有较为完善的立法，而无严格的守法，原因之一，就是徇情枉法带来的恶果。一些法司善伺人主意图，专依帝旨断狱： “大理寺丞杨远、刘子通等，**深文，每随牙奏狱，能承顺帝旨。(文)帝大悦，并遣于殿庭三品行中供奉，每有诏狱，专使主之，候帝所不快，则案以重抵，无殊罪而死者，不可胜原。”炀帝时，裴蕴、裴矩、虞世基等人也以帝旨断案，欲罪则罗织罪名；欲放则避重就轻，法司奉承君主废法卖情，君主鼓励法司承旨办案，还有什么守法以严，执法以平的司法制度可言。

贞观君臣鉴于隋弊，强调守法，反对徇情枉法，较好地处理了人情干预法律的矛盾。魏徵就是一个主张依法办事，反对徇情枉法的封建政治家。他愤恨地指出： “世俗拘愚苛刻之吏，以为情也者取货者也，立爱憎者也，右亲戚者也，陷怨仇者也。"如果说魏徵是反对徇情枉法的宣传者，那么唐太宗则是这方面的实践者。贞观十七年，唐太宗姐姐长广公主的儿子、洋州刺史赵节，参与李承乾的谋反，按法论死，他到姐姐府第时，姐姐向他求情，他不赦免，解释说：“赏不避仇雠，罚不阿亲戚，此天下至公之道，不敢违也，以是负姐。”这是唐太宗排除人情干预法律的又一例证，从中可以窥见唐太宗妥善地处理了人情同法律的矛盾。